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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满西楼的博客

我的缺点:良心还没有坏透!!!

 
 
 

日志

 
 
关于我

我是来自东海的苍茫,秉承着海的不屈的汹涌澎湃、山的倔强的高昂。我幻想着自己心中的春天,努力地编织着我的生活,虽然有磨难,有恶梦,我仍要坚定不移地追求。坚信,总有一天:在蔚蓝的波涛上,白色的帆,迎着风,骄傲地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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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隐的东京旅行之八·芳邻记  

2009-11-06 12:17:38|  分类: 名人逸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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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平日里为搜集素材而游逛这一点我们提过不止一次了。但有位著名画家也教训过;倘若打开窗户,风景便与你靠近(我不知道是否确实,总之就是如此的一个意思)。由此推及而来,大抵就是;如果是要寻一个能加以发挥的素材,其实不用费了很大的力气,专门弄出一些名目来,只消打开窗户瞥上一眼,那便多少会有些办法了。只不过很多东邻的大作家对此并不买账,一到了夏天多半会跑去轻井泽或者类似的地方,接着就名曰取材,丢下连载寻了自在去也。幸而这种有如外道的举动乃是近十几年才有的,若是回到六七十年前,则是断然未曾得见的。

于是写了《东京小品》这连载的黄女士就打开了窗户,接着慢慢地就寻到了这一回的素材,便是门前一处始终无人入住的房子。

俗话说空房子倘若无人入住,缺少人气,总是不好。于是这两位毗邻而居的就整天想着有没有人搬来,就像这样:

当我们每天打开窗子晒阳光时,总有意无意地往隔壁看看。有时我们并且讨论到未来的邻居,自然我们希望有中国人来住,似乎可以壮些胆子,同时也热闹些。

结末,竟因着这点希望,上天感念心诚,于是竟真的“天降芳邻”了,就在某天下午黄女士有些百无聊赖地翻书时,门前一处空了许久的房子终于迎来了住客:

……忽见一个将近三十岁的男子经过我们的窗口,到后边去找那位古铜色面容而身体胖大的女仆说道:

“哦!大婶,那所房子每月要多少房租啊?”

“先生!你说是那临街的第二家吗?每月十六元。”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大正末昭和初的物价状况?那时的日元金额乘上五千便是现在的价钱。前面提过的那处“八九万”日元的房子自然就是这里了。反正都区外的房子总不至于太贵,况且价钱到底还是差不多的,这客人便爽快的接受了。除了直接表示价钱公道外,还叫代做门房的仆妇引了自己去见房主。眼看这一桩买卖即刻可成。黄女士就有些迫不及待地等那仆妇经过自家门前时就前去盘问,只为了解一下邻居的基本信息。那日本妇人倒也爽快,反正这消息对她也就不过如此,于是当场就招供了:

“哦!是中国人,姓柯……他们夫妇两个……”

听到这个消息,黄女士便很有些喜出望外,于是就追问了对方赶来的时间:

“他们已决定搬来吗?”

“是的,他们明天下午就搬来了。”

一想到会有同胞搬来,随便换个在海外的留学者想必都多少会有些心中暗爽,接着就开始暗暗叫起好来;毕竟我国国民平日里讲究一个不动声色,因着这点,便觉得那些鬼子整日里带了些算计的眼光来当面看人就很有些可恶了。于是文中的这对作家夫妇也未能免了俗:

“是中国人多好呵?真的,从前在国内时,我不觉得中国人可爱,可是到了这里,我真渴望多看见几个中国人!……”

“对了!我也有这个感想;不知怎么的他们那副轻视的狡猾的眼光,使人看了再也不会舒服。”

正因为见了外国人不舒服,黄女士对同胞就很是抱了点期望,毕竟在异国他乡,同为国人总该抱成团来才好,况且按照黄女士的想法,她也有点自己的小算盘。

……不知他的太太是哪一种人?我希望她和我们谈得来。

俗话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按照妇女界里稍稍有些激进的说法,妇人间自然也可都以姐妹相称;既然可以算是姐妹了,那么总是可以谈得来的。倘若能谈得来,那么黄女士多少也就可以增加一个聊天解闷的对象罢。不过一想到那家先生的样子,黄女士就很有些忌惮:

……那个中国人的样子,也不很可爱呢,尤其是他那撅起的一张嘴唇,和两颊上的横肉,使我有点害怕。……

虽说相面这一说,说得好听算是郎白罗梭(现在一般都叫做龙勃罗梭)的犯罪学;说得难听直接就算是以貌取人。但俗话里也有“相由心生”一说。更何况这一说也不算全无依据。于是黄女士一颗小心也没敢放下。

 

黄女士担心也好,不担心也好,总之俗话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既然人家说了要搬来,那就肯定会在约定好的时间里直接带了行李入居的。这点并不以外力的作用而转移——如果记录者的想法也算外力的话。于是那新邻居便在约定好的时间——次日下午,带了一车行李过来,随即就准备住下了。不过因为这客人到底只是个学生,于是这搬家车上卸下来的行李也不过如此:

……汽车夫扛着沉重的箱笼,喘着放在地席上。

而对躲在院子里围观邻居搬家的黄女士来说,对方搬了什么行李并不要紧,对她而言,要紧事只是想看看这对夫妇究竟如何,那太太看起来是否顺眼,或者是否还算机灵;倘若看起来都还算顺眼(如果还算机灵那就更好了),那么就可以盘算着请对方坐一坐然后交个朋友,或许彼此还能有个照应……总之黄女士怀着一点小心眼,蹲在自家篱笆墙下面盯着邻居夫妇的登场。但老天爷似乎有意和她开玩笑,因为先露脸的并不是太太,而是先生,只见那先生是如此这般的:

身上穿了一件灰色的绒布衬衫,鼻梁上架了一副罗克式的眼镜,额前的头发蓬蓬的盖到眼皮,他不时用手往上梳掠,那嘴唇依然撅着,两颊上一道道的横肉,依然惹人害怕。

单看这身打扮和这张面孔,我们可以说这位先生有些凶巴巴的,毕竟一般小说里说人脸上生横肉的时候,总会将他与“暴力”这个注脚挂在一起。比如《药》里一手好拳棒的义哥便是满脸横肉的。至于嘴那里,我们若往好了看可以说这是增加了男子气,可后面一点横肉便使得这男子气显得适得其反了。于是这就使得偷看的没胆量看他的长相而只好打量他的装束,此时黄女士就只好看看人家的眼镜了。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那种“罗克式的眼镜”并不是什么稀罕的玩意。在日本,这东西俗称“ロイド眼鏡”(也就是“劳埃德眼镜”),有着“固定规格”;基本上都是用合成树脂做成直径五厘米的圆形镜框,接着把整只镜框都涂成黑色或茶色。因为材料易得,而且显得有简约和肃穆的意味,且大有时尚风格。于是这东西非但在二三十年代风行东瀛,就是到了现在,但凡学者或是作家也都会考虑在视力不佳时戴上一只,比如大江健三郎先生。至于这东西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一个名字,乃是因为出演了著名喜剧电影《大学新生》(The Freshman)的著名默片喜剧明星哈罗德·劳埃德(Harold Lloyd),又因为此人在国内被称作罗克,于是这眼镜就有了文中的那个名字了。

但一副眼镜没法改变整体形象,就好比同是仁丹胡子,长在卓别林脸上是发噱,长在元首脸上就是增加王霸气。于是黄女士看了这位很有凶相的柯先生,觉得有些不痛快,就溜回屋里跟李先生聊了起来,然而李先生热衷于读书,对邻居完全不在乎,只是随口答应了句。

……“还没来吗?”

看到挑不起话头,黄女士只好继续溜回竹篱笆后面的观察哨,等着邻家太太露面,并就对方的容貌与服饰细细地作一番品评。

 

黄女士溜回了观察哨,一边晒太阳,一边有些无聊地等了起来。因为原文并不想在这个环节上浪费太多笔墨,故而没过多久,正主终于登场了,诸位倘若一样无聊,自然也可以看看,不过我建议你们不要抱太多期望:

不久,居然看见门前走进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妇;穿着一件紫色底子上面有花条的短旗袍,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高跟皮鞋,剪了发,向两边分梳着。身子很矮小,脸子也长得平常,不过比柯先生要算强点。她手里提了一个白花布的包袱,走了进来。

看到这样的服色,我们倒也没啥可说的;短旗袍是1929年后开始在我国风行一时的……也许有些人不太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你们只要看看现在的旗袍造型差不多也就可以明白了,因为这个造型自从1929年后到今天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总之这就是一套虽然可算得上入时但到底不过如此的东西。不过若只是一身如此的装束倒也算了;那太太又在一身中国式的装束之余,拿了个印有唐草花纹包袱皮的包裹,这样一来就很有些不土不洋的意味在里面。在身为作家的黄女士看来,更有一种不协调的感觉在内了。而从这个不协调开始,黄女士也就看见了更多:比如相貌平平(虽说看起来比柯先生顺眼)、比如身材矮小。不过这都不算什么,黄女士深感不快的还在后头:

……这便是她那双不自然的脚峰,和她那种移动呆板直撅的步法,仿佛是一个装着高脚走路的,木硬无生气。

如果单说这一段,便会让人看着有些云里雾里的意味;人家只是脚面高些,怎么就让旁观的觉得不快了?如果单把这点算作是个人好恶不计的话,此处还有一种看起来有些显得诡异的地方,那就是“呆板直撅”该怎么解释?“呆板”的话倒也罢了,这个“直撅”便是又直又弯了,而这从字面上本身就是冲突的。倘硬要弄出一个交代来,那就差不多也只能归结为是:走路时因为是外八字脚,然而却又是走着一条直路。由此才有可能在走路时又直又弯。而在那个年头走路外八字又显出一副呆滞的模样,这便只有一个可能:此系缠足所致。

说起缠足,大家必然如说希腊罗马就想到托加和橄榄油那样,脑子里立刻冒出弓鞋与金莲的形象来。但比起那些外在的表象,这内里的东西就不怎么能令人恭维了。毕竟稍稍接触过医学资料又有些猎奇心的朋友只怕都见识过缠足后脚掌骨胳的扭曲;那种有了异样的脚弓的脚掌固然能塞进弓鞋内,但此后因为原有的脚弓结构被改变,于是连接了小腿的传动结构便遭到了破坏,并随之引起腓肠肌的萎缩,结末就使那缠足的妇人在走路时也就只能通过大腿和膝关节发力,依靠前脚掌的部分支撑身体重量,由此固然会使走路与跑步看起来有些相近,但这意义就根本不一样了。

当然,本文里的那位太太估计还没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因为她还能穿着高跟鞋出门走路。可这同时也说明了那太太可能受教育程度并不高,因为一般女学生总不至于会受缠足之苦的,倘若不幸遭了这一劫,那多半是幼年不幸,上学晚了。接着等到进了学堂,这才放脚。于是就有了这个样子。

而这上学一晚,就不免会显得“见识差了”,见识一差,那么就总会有些愚夫愚妇或者小市民的意味在内。更何况这位太太还真的露了如此的神色

同时在她那脸上,近俗而简单的表情里,证明她只是一个平凡得可以的女人……

对文人来说,内涵是第一要着。因此面目丑恶总还不要紧,关键是不能落了俗套,一旦身边有人露出俗相来,就算当面不说,事后总还是是要敬而远之的。于是在李先生翻完了书踱过来询问观察结果时,黄女士就下了结论:

难惹倒不见得,也许还是一个老好人。然而离我的想象太远了,我相信我永不会喜欢她的。……

黄女士下这结论时自供曰,我倒底也没什么根据的,这是因了直觉而来的。现代科学已经在几年前从分子遗传学角度指出女性直觉的依据,于是黄女士“我举不出什么了不起的理由;不过最后事实总可以证明我的直觉是对的”的一句辩白虽说看着有些无力,可对照后面的故事,竟算是一语成谶地将后半段的故事指了下脉络。

  

既然已经确定这新搬来的邻家太太的确没有甚么值得笼络的价值,于是黄女士也就乐得继续过那种泡在小圈子里的生活,正如她独白如下:

我想只要我能回到那些说得来的朋友面前,便满足了。我不需要更多认识什么新朋友,邻居与我何干?

既然邻居与她无干,那么这家刚搬来的自然也就可以视若无物了,虽然“仿佛那房子还空着”的态度有些和鸵鸟相类,但这到底是为自己好。毕竟社交对日常生活影响不小,如果碰巧有了一种“家有恶邻”的局面,那可就不好玩了。于是在前几天里,黄女士一家决定暂时不和邻居打招呼,直到某个上午。

那天上午的情况总的来说也算是不甚了然,黄女士因为前一天去朋友处谈天,回来晚了,便有些熬夜的意思。而人若是熬夜,便会感受到半夜时胃酸分泌烧灼胃壁的那种感觉,笔者就深有体会。倘若运气不佳,更是有可能闹出胃痛(比如胀气那种)来。而黄女士早在游井之头公园时就自供运气的神祗很与她不睦,因此,第二天起身时她就有些腹痛——按照前因,想必就是胃痛了吧。。

说起来,胃痛这类小病和头疼以及非标注了名号的感冒一样,按照某位柏杨先生的提法,可算是一种专门学问,因为等小毛病纵然得了,只消请上一天假,休养一通就好。黄女士也就想就此睡个好觉,没准一觉醒来,胃就舒服点了。再说李先生进城买东西去了,就她一个看家,这样就更安静了。

倘若黄女士真的睡了个好觉,倒也无甚可说,只不过那就和本文的主旨有异了——于是她就理所当然地被惊醒了:

陡然一个大闹声,把我从梦里惊醒,竟自出了一身冷汗。

一般来说,从美梦中被这种声音所惊醒,到底也就睡不着了。换作笔者,只怕还得赶紧从床上跳起来看看是否有小贼爆门入室行窃。黄女士估计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吧,便很是吃了一吓,继而心脏狂跳不已。为了了解事态发展,她就竖起耳朵静观其变:

那闹声又起来了。先是砰磅砰磅地响,仿佛两个东西在扑跌;后来就听见一个人被捶击的声音,同时有女人尖锐的哭喊声:“哎唷!你打死人了!打死人了!”

于是无论黄女士还是笔者以及列位看官,只怕都明白了这响声是怎么回事:邻居家里那对夫妇在打架。从声音的角度来推断,估计就是先砸东西,接着摔不易碎的小物件,然后两个人扑到地上,丈夫开始对妻子老拳相向,随之就有了那有些让人悚然的哭叫声。由于这哭叫声里有惨呼“打死人”的,这就让黄女士在一边听得大有些“两股战战”,汗流浃背的意味了。但惊骇之余她也很快清楚;这虽然声音吓人,但到底只是夫妻互殴罢了,而那对夫妇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若打起来,必然只能是女的吃亏。一想到这里,黄女士顿时战胜了恐惧,接着在被窝里捏紧拳头,砸向被子,暗自发出了些抗议:

野蛮的东西!住手!在这里打女人,太不顾国家体面了呀!……

可是被窝里的抗议又有何用呢,非但别人听不见,连自己也感觉不过如此了。这时,邻家的打斗渐有升级之势了,黄女士就很有从被窝里跳出来跑到邻家去劝架的想法。但一想到邻家那对夫妇,她便又有些踌躇。而在她首鼠之际,李先生回来了。

  

李先生一回来,黄女士就觉得这事情好办了,俗话说得好,男主外,女主内,外面的事情自然可以让李先生去料理,于是去邻居家里劝架这件事情在黄女士看来便是他该去做的了,但这个在李先生看来到底有些显得多余,毕竟邻家打架,与我们何相干呢?可是就这样放着不管也不是办法,听声音,似乎闹腾的越发厉害了:

“你听,那女人又在哭喊打死人了!……”

眼看几乎要闹出人命,这边催得又急,李先生终于耐不住,只得应了:

我到后面找那个女仆一同去吧!我也是奈何不了他们。

毕竟单单是拿着邻居的名分,人家未必买帐,如果找来房东的代理去劝架,那就多半管用点。于是李先生拉了老仆赶了过去。一进门,那老妈子便大呼一声

“柯样!这是为什么?不能,不能,你不可以这样打你的太太!”

听到一声指责,那先生估计愣住了,因为他就此便停下了手。接着按着黄女士在家里听到的,便想必是李先生拉了那邻家先生同去出门调节心情,剩下那妇人带了殴打的伤痛在家里哀哀地哭。在黄女士深感一件事总算有了个结果时,那个老妈子踱了过来,趴着篱笆墙,对了开着拉门蜷在被子里的黄女士打抱不平起来:

柯样不对!……他的太太真可怜!……你们中国也是随便打自己的妻子吗?

黄女士面对这个问题显得窘迫了。毕竟这个问题实在不好说;若说打,那么面子上不好办,若说不打,那这老婆子所见的就可以拿来对证,用句俗话,便算是当面打脸。于是她想了片刻,给了个折中的回答:

这不是中国上等人能做出来的行为,他大约是疯子吧!

有了这个回答,估计那老仆妇也满意,于是就一路太息着走掉了。留下黄女士在自家继续睡懒觉。这时邻家那妇人还在抽噎,黄女士终于有些受不了,想来此时胃疼也不治而愈了吧。她便穿上出门见客的衣服,稍稍做了点妆扮,这就走到邻家去看那受了虐待的太太:就见那妇人卧在四畳半的卧室里,披着一条棉被兀自流泪。

黄女士固然是想劝那妇人宽心,但眼看着对方刚被丈夫狠揍一通,这个时候贸然让对方宽心也是没有意义的,于是她也就只好先说一句顺嘴话:

柯太太,不要伤心了!你们夫妻间,有什么不了的事呢?

结果就是这样一句话引发了导火索,那妇人竟当场“哀哀哀”地嚎哭起来:

哎唷!黄样,你不知道,我真是一个苦命的人呵!我的历史太悲惨了,你们是写小说的人,请你们替我写写。哎!我是被人骗了哟!

看到这里,估计无论读者还是黄女士都有些如坠五里雾中了;如果说因了老公脾气不好而讲自家苦命,这当然没甚么可说的。可那妇人说的“被骗”又该从何讲起呢?倘若是要骗婚,在中国也就可以了,何必要专门跑到日本去?莫非是在日本被骗去私订终身了?

在读者与作者都略感诧异之余,那妇人开始自述痛史了。

  

对于那妇人的痛史,黄女士很想插嘴,但更多时还是发现自己没什么可插嘴的地方。于是只好听她继续讲下去。

“……不过这其中有一个缘故,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替我定下了亲,那是我们县里一个土财主的独子。他有钱,又是独子,所以他的父母不免太纵容了他,从小就不好生读书,到大了更是吃喝嫖赌不成材料。那时候我正在中学读书,知识一天一天开了。渐渐对于这种婚姻不满意。”

以上这一段便是那妇人不幸的起因了,按照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这其实是一个极为普遍的问题:即买办婚姻问题。望族之间为了财利等原因而相互联姻,并不稀奇。毕竟在旧有的社会秩序里,妇女的地位是低下的。幸而这妇人又进了学校,稍稍开化了些,于是对这个问题就颇有些抵触的想法。

说到如此话题,《妇女杂志》曾经有过征文“寒恋重衾觉梦多”,其中一篇来稿曰《不料你这样的没良心》,说的就是这样的一椿事体:有逃婚上学的女学生为父母逼婚一事所苦,且因为对方只是个见识短浅的土财主,于是就对这个安排越发的无法接受了,家人因此便怨恨她,并发了一通如标题一般的感慨。而她也因此甚为苦恼。

倘若那妇人也是如此这般,那么这故事倒也可以到此结束:迟早有一天家里人会带上七八个破落户,拿了绳子把她抢回家去结婚。不过好在那妇人尚有两个开明的侄子,这两个孩子都是好孩子,原因如下:

后来我的两个堂房侄儿,他们都是受过新思潮洗礼的,对于我这种提议倒非常表同情。并且答应帮助我,不久他们到日本来留学,我也就随后来了。

按着这两个侄子的意思,既然要逃婚,那么就走远点更好,于是大家就跑去了日本。更何况去了日本总也能多学些名堂,比方早年的胡彬夏就是去了日本,学了下田歌子的学问,在国内鼓吹家庭改革、贤妻良母,很有影响,国内很多小姐太太也多半因此读了下田女士的《家政学》,所以知道去日本学东西可算是比较靠谱的。更加上这里还有一种原因:

那时日本的生活,比现在低得多,所以他们每月帮我三四十块钱,我倒也能安心读书。

按照这里提到的情况,正好和前面提到的1930年前后的汇率能挂上钩,又加上日本遭受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而中国因为银本位制而影响不大,此消彼长一番后,剩下的结果便是;同样的钱倘能在上海过一个月,在东京就可以过两个月,于是二战前中国最大的一次日本留学潮也就由此展开,与本文所述的故事能扯上关系的这两位太太都是这大潮中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涟漪罢了。她们两人最大的区别无非是,黄女士比柯太太晚来了大约一年的样子,结末非但没能感受到物价的低廉,相反却碰到了日元的高涨。

 

一般来说,初到日本的留学生如果语言不过关,基本上都会先在东京的语言学校待上一段,直到语言过关了再去投考预科,接着入学。这是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一般规律,柯太太也在此列,未能幸免。可在她蹲在语言学校用功的时候,后援因故撤走了:

但是不久我的两个侄儿都不在东京了。一个回国服务,一个到九洲进学校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东京。

好在援兵撤走后也不至于全无希望,那两个侄子央求了一位同乡代为照应,这便是我们此前所看的那位柯先生了,但你们也都知道,文豪嚣俄说过“寄托有时便是断送”;这里因为文豪不愿意把话说得太绝决,以至于让人断了念头,实际情况其实应该是“寄托更多时可算断送”。比如我们在这里所见到的:

当我侄儿临走的时候,他便托付了一位同乡照应我,就是柯先生,所以我们便常常见面,并且我有什么疑难事,总是去请教他,请他帮忙。而他也非常殷勤地照顾我。

因了如我等作者或笔者甚至黄女士都已经知道了这太太此后是何等境地,算是由果索因,,故而看到这里就多半会暗暗嘀咕“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可只是这样说就未必显得客观了。其实若结合一下实际情况来看,这么做也可以理解。

说起来,因为五四推动的社会风气开放,再加上各种真假革命运动的推动,于是大城市里,

学校中便算是有了骇人的状况,仅仅还是在国内,为追求异性,那些学生们便很是痴狂,且乐在其中。且不说当年《学生杂志》有就学于北京的大学生投书所反映的一些真相(那篇东西还是小声说罢,有机会时我们可以谈谈),单单是1925年在《妇女杂志》上刊出的一篇署名“云青女士”的女学生的抱怨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而收到的五彩情书足有了二百余封……满笺都是“一见销魂”、“社交公开”与“恋爱自由”的轻蔑人格的肉麻话……读着使人兴起莫名其妙的不安,结穴处始大露求婚的要求……还有没写过两个Miss后,就是“你是我的脑筋”和“你是我的灵魂”的梦话……

学生们这么做并不是偶然,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来学的,这就是出版了畅销书《爱眉小札》的一位徐章垿先生,这位先生因了做起情书来和做起文章来基本上可算是一样的高标准,于是很多学生就私底下开始学着样子了,比如下面的这篇就是个极好的样本:

我的肝肠寸寸的断了。今晚再不好好的给你一封信,再不把我的心给你看,我就不配爱你,……我的小龙呀,……我现在不愿别的只愿我伴着你一同吃苦。――你方才心头一阵阵的绞痛,我在旁边只是咬紧牙关闭着眼替你熬着。龙呀,让你血液里的讨命鬼来找着我吧,叫我眼看你这样生生的受罪,我什么意念都变了灰了!

相比之下,柯先生还算是把持的住,比起那时多少都显出些疯气的新派学生来,至少他在起初时总还像点样子。不过也因为毕竟这已经是1929年了,潮流已经过去了。

 

按照上面提到的,那柯先生与这位太太交往了几个月,于是终于有了点起色——倘若的确可以这么说的话。按照一般点的说法,这自然就是混熟了,于是这位柯先生便向对方提出了约会的请求。那位太太是这样描述那段时日的:

一天,他到寄宿舍来看我,并且约我到井之头公园去玩。我想同个朋友出去逛逛公园,也是很平常的事,没有理由拒绝人家,所以我就和他同去了。

就这样,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这两位的第一次约会便由此开始了。虽然窥视别人的约会是一件算不得光彩的事情,但既然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步了——更何况此前还随黄女士同去日本的浴场转了一圈,若说逆情悖理有碍伦常,自然还是这个来的更厉害些——那么就不妨继续看下去好了:

我们在井之头公园的森林里的长椅上坐下,那里是非常寂静,没有什么游人来往,而柯先生就在这种时候开始向我表示他对我的爱情。……

我们在前面提过井之头公园的一点情况,故而看到这里时,差不多也就可以辨认出两人是在哪个方位了;这个位置大约在井之头池的北岸,那一片区域且不说当时了,就是现在也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在这片郁郁葱葱间,当中就错落着分布了些“纪念长椅”,沿着环湖的小径隔了若干距离一路排开,长椅的铭牌上刻了些“肉麻话”,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来公园的男女如果不冒险去划船的话,那就只能在这里说说话,公园就此开点玩笑也是理所当然。于是故事里的那两位也就在这场合自然而然地有了些故事:

唉!说的那些肉麻话,到现在想来,真要脸红。但在那个时候,我纯洁的童心里是分别不出什么的,只觉得承他这样的热爱,是应当有所还报的。

考虑到有些读者看到这里已经拿出了塑料袋做出预备呕吐的样子,笔者需要指出;这其实是由于经过了作家的加工,于是就变成了如此的一种样子。总之这故事里的女士仅仅是怀着一种简单的“知恩图报”的心情和柯先生开始了交往,而你们都知道的,交往自然不仅仅是在公园坐在一处聊聊天,这耳鬓厮磨间一定会有些其它名堂的。于是在这里也不例外:

当他要求和我接吻时,我就对他说:‘我一个人跑到日本来读书,现在学业还没有成就,哪能提到婚姻上去?即使要提到这个问题,也还要我慢慢想一想;就是你,也应当仔细思索思索。’

看到这里,无论读者还是笔者都会感到些晦气的名堂。那就是到了这一步,那妇人只好用无力的借口来作掩护。毕竟五四之后随着各种各样的“妇女解放”和“恋爱自由”的思想弄得沸沸扬扬,缺少思想武器又渴望自由的妇人们在这时已经很难再找到什么太好的办法来防御那种种或是死皮赖脸或是真心恳切的攻击了。对于如此事例,常泡在新派女学生中的黄女士听过很多,也写过不少,比如《歧路》,再比如《蓝田的忏悔录》。还有许多,这里不一一举出,只是想说明一下;那些男子未必肯拿出真心实意来,但表面文章却总是做得充足。想来柯先生自然也不例外吧,那么,我们且看看他说了些甚么:

我们认识已经半年了,我认为对你已十分了解,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

看到这里,大家想必会觉得这个表面文章固然实在,然而总有些微妙,因为位柯先生并没有搬出大道理,只是一味使着性子。看起来就很有些“真性情”的感觉。但这种真性情却不可以误用,因为这先生随即就强要与那女士接吻。看到这里,笔者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皮埃尔·鲁易士(Pierre Louÿs)先生被一位李先生翻译来的,刊登在1922年年底的《小说月报》上的《斜阳人语》(Dialogue au Soleil Couchant。在那篇看起来颇有些隐晦意味的小品里,牧羊人阿尔喀士正是如此靠了真性情和蛮力,与童贞女麦里达配合成了夫妻,令当时在书库中查阅杂志的笔者几乎从梯子上横滚下来。于是此处的结局你们也就不难想象了:

那时他仍然要求和我接吻,我说你一定要吻就吻我的手吧;而他还是坚持不肯。唉,你想我一个弱女子,怎么强得过他,最后是被他占了胜利……

以此为开始,这位妇人不幸的命运便翻开了新的一页。

  

凡是读过《后汉书》的人想必都知道光武帝的名言,那就是得陇望蜀。这位柯先生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那么必然就会想到更近一步。于是按照故事里面提到的,他为了更近一步,他就故意创造了一个机会——或者与其说是机会,倒不如算是蓄谋已久吧。总之这个契机很快就出现了:

又过了几天,他约我到日光去看瀑布,我就问他:‘当天可以回来吗?’他说:‘可以的。’因此我毫不迟疑的便同他去了。

对于稍稍有些知觉的读者估计都能猜得出,这次定然是带去日光强逼着就范了吧!当然剧情还没到那一段,我们也就只好先看看风光。这里就需要说明一下:日光市在栃木县西北,位置离东京很近。倘若搭乘JR线,基本上就可以当天返回。又因为有山有水,于是长期以来就算是东京附近一处有名的度假地。以至于今天都有很多旅行社是懒于把东京到日光的行程加以解释的。

现在的日光国立公园大约就占了日光市一半多的地盘。其中以标高两千四百八十四米的男体山为中心,零零散散的分布了一大堆的寺社,在山的南面,有中禅寺湖,两块湿地——小田代原和战场原就在其间,在山麓处,有两处瀑布,其中一处名声比较响亮的,叫做华严瀑。很多“三大”瀑布里面都喜欢把它加进去,做个帮衬。比如三名瀑和三神瀑里面它都有份的。又因为它落差97米,于是从高处一看,就很有些将什么东西(包括自己)投下去的感想,且说1903年时,有一位藤村操先生做了如此的尝试,并留下了一篇辞世词,云:

“悠悠天壤,辽辽古今。

五尺微命,参而不悉。

莎翁哲思,算得多少?

万物真相,乃不可知。

胸怀烦懑,惟死而弭。

即立山头,簌簌方止。

大悲大乐,全然一体。”

他把如此的一段写在了山顶的一片树干上,随即就扑地一声跳了下去。结局自然是淹死了。由此导致了很多求做诗人而不得或是人生失意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赶来这里,犹如圣地巡礼一般。接着就因着不可解的人生的谜,跟着一起跳了下去。直到近三十年才萧条下来。在黄女士的那个时代,这瀑布自然就是作为一处自杀的名所了。柯先生带对方去这里,自然是有些“不成功就成仁”的意思在里面。但对方由于日本的风习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在这里能起到多少效果还得考虑一下。结末这先生竟出了下策:

谁知在日光玩到将近黄昏时,他还是不肯回来,看看天都快黑了,他才说:‘现在已没有火车了,我们只好在这里过夜吧!’

这话一出来,作者我们暂且不知道,反正如我等读者自然是翻桌了:就算JR线到了晚上真的没有了,也没必要非得弄到如此的程度。他这么一来分明只是想把对方逼到旅馆里吧!天地良心啊,要拍拖总得两厢情愿才好,如此来硬的真的管用吗?管它是否有效,继续看下去吧,在这里我们就差不多可以看到那位女士的反应了:

我当时不免埋怨他,但他却做出种种哀求可怜的样子,并且说:‘倘使我再拒绝他的爱,他立即跳下瀑布去。 ’

看到此处,笔者不免拊掌;虽然这个威胁略微显的老套了些,但总算物尽其用,来到华严瀑不提跳下去,那又有什么意思。更何况根据历史研究家着几十年来研究得出的结果,当年藤村先生就是因为感情的缘故,才跳了下去。由此可见,在这个场所殉情跳下去实在是极为相宜的一桩事情。对方一见这种阵势,基本都不会不为所动。于是故事里那位妇人自然就没有例外:

这些恐吓欺骗的话,当时我都认为是爱情的保障,后来我就说:‘我就算答应你,也应当经过正当的手续呵!’

这所谓“正当的手续”不是别的,自然是婚姻,而对这些新派的人物来说,婚姻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柯先生用实际行动表达了他对婚姻的看法:

他于是就发表他对于婚姻制度的意见,极力毁诋婚姻制度的坏习,结局他就提议我们只要两情相爱,随时可以共同生活。

说起来,如此的口号看起来是不是很无稽呢?不过在那个年头,这种口号倒也算不上太过分的,毕竟五四之后各种思想和口号如雨后蘑菇一般乱七八糟地冒的到处都是,比如二十年代还没有要高举剿字大旗的时候,不怀好意的人甚至可以用“社会主义”的口号来宣讲“妇女解放”,而他们的口号比起这里更是可想而知,黄女士因为在女学校做过一点活,所以对这些细节便是大有发言权了,请看:

婚姻制度早晚是要打破的,我们为什么那么愿意去做那法制下的傀儡呢?

你原来是一个旧道德的女子,你的心恰似古井不波呵!

   

按照黄女士多年整理出的结果,凡是被那些言语所哄骗的,基本上都会中招;反正那承诺无非是一通花言巧语,而那些所谓赞同“妇女解放”的,更多的只是些想参加联谊活动的大学生吧。对于这些瞎骗的结局么,往下看也就是了:

他一天到晚喊打破旧道德,自由恋爱,他再也不顾到别人的死活,只图自己开心,把一个好好的女青年,挤到陷坑里去。而我们还作梦似的,不清楚他自己的罪恶,提起来真叫人愤恨……同志们!我不怕你们怪,我觉得中国要想有光明的前途,大家的生活应当更忠实些,不然前途只有荆棘了!

这一段文字引自黄女士的《歧路》,这是一篇讲述女学生如何被花言巧语所引诱乃至堕落的故事。这个故事里给出了一种标准模板,即五四后的女学生如何才会被花言巧语诱得上钩:只要对方在言语里略有些戒备,就可以直接称这是受了旧道德的束缚,继而指出你我都是“新青年”,自然不应该为这个所困。然后再高呼某种新的道德准则……或者我们还可以换一种写法:

∵你是还受着旧道德的影响 ∴ 你会拒绝我

∵因为我们是新青年 =>新青年是不应该接受旧道德的  ∴你不该拒绝我

同理:又∵在新标准下婚姻不值一提, ∴ 你便从了我罢

如果您觉得以上证明还是很有道理的话,那么便恭喜了,你差不多就可以试演一起通俗民国爱情悲剧的恶役狠心男主角了!反正剩下的部分比起这部分来,只要本色演出即可。甚至都不用考虑如此纠结的“逻辑关系”:剩下的就是伦理剧或者动作片的范畴了。

于是在黄女士的这个故事里,我们也没有看到更多例外的部分:那妇人就被柯先生寻死觅活地哄得上了钩:

“这一夜我们就找了一家旅馆住下,在那里我们私自结了婚。……未来的光明,就在沉醉的一刹那中失掉了。”

上钩之后,接着自然就是那种传统的“你要对我负责”的段子,可惜由于故事发生在国外,于是大家撕破脸皮的时间便很快,几乎可算是当场变现:

‘你知道我只是一个学生,虽然每月有七八十元的官费,但我还须供给我兄弟的费用。’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不免气愤道:‘柯泰南,你是个男子汉,娶了妻子能不负养活的责任吗?当时求婚的时候,你不是说我以后的一切事都由你负责吗?’

因为经济问题,于是两人便当场一拍两散。但大家总还是觉得既然有姻缘,总还是维护的好。结末就是柯先生的朋友出面说合,然后又有女方家里督办婚事的一手,总算是配合成了夫妇。这比起始乱终弃来说,总算是好的很了。可对柯先生来说就未必是一椿“好事”;好容易在日本做了许多年的逍遥日子,从这开始就要养家糊口,这可如何是好,更何况这都是三十年代了,大家萍水相逢,何必当真,这就让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起来。虽然他是责任人,但竟然还是向被他哄骗来的妻子老拳相向了,请看:

对我更坏了。先是骂,后来便打起来了。哎!我头一个小孩怎么死的呵?就是因为在我怀孕八个月的时候,他把我打掉了的。现在我又已怀孕两个月了,他又是这样将我毒打。你看我手臂上的伤痕!

于是说到这里,言者垂泪,听者叹气。讨论的结果自然是:这日子不能过了。那么也就只好去投靠亲友。正巧那妇人在京都有个堂姊,因此处理的办法自然就可以想见了:

我想明天先到京都去,然后再和柯泰南慢慢地说话!

这在鼓吹正统的妇人解放的黄女士看来,真是意义重大;被压迫到了极点的妇人终于有了站起来的时候。她就抓住了对方的手表示自己可以为对方尽些力。要不是李先生和柯先生转悠了回来,估计她还能说些更热烈的。

到了第二天,情况却发生了些变化,那妇人固然是捆扎好了行李打算去京都,可偏偏在这时又来了一个劝架的。这位劝架的朋友在邻家勾留了一日,结末复了三,预备前往京都的妇人竟还没有走。这就令黄女士和李先生有些好奇,对此,李先生做了猜测:

“一定他们又讲和了!”

这就让此前一直在鼓动邻家妇人离家示威的黄女士有些不忿了,可她自己也清楚,在这等世道,一个普通女人离了婚也难得找到更好的出路,更何况这种女学生也难得有豁出去的志气。结末便和李先生拌了两句嘴,接着两人就在院子里支起耳朵偷听。于是他们听到了些让黄女士更加感到丧气的部分了。

“要叫我想办法,第一种就是我们干脆离婚。第二种就是她暂时回国去;每月生活费,由我寄日金二十元,直到她分娩两个月以后为止。至于以后的问题,到那时候再从长计议。第三种就是仍旧维持现在的样子,同住下去……”

……

“你们既然这样说,我就先回国好了。只是盘费至少要一百多块钱才能到家,这要他替我筹出来。”

听到这里,黄女士也就觉得自己实在是瞎操心了。在这种社会地位不对等的时代,那个妇人的命运也就在她轻易委身与人时被注定了。

此后发生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那妇人终究也没有搬走。也正应了标题:《那个怯弱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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