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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满西楼的博客

我的缺点:良心还没有坏透!!!

 
 
 

日志

 
 
关于我

我是来自东海的苍茫,秉承着海的不屈的汹涌澎湃、山的倔强的高昂。我幻想着自己心中的春天,努力地编织着我的生活,虽然有磨难,有恶梦,我仍要坚定不移地追求。坚信,总有一天:在蔚蓝的波涛上,白色的帆,迎着风,骄傲地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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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隐的东京旅行之四·安居记  

2009-11-06 12:22:06|  分类: 名人逸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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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黄女士生平的多少都知道她搬去了东京郊区,不过这个“东京郊区”的概念随时代不同,变化就海了去。如战前昭和时,东京甚至有如练马萝卜这样的名产,这乃是如今都区廿三区的练马区的菜地里长出来的。那种地方自然算得上是郊区了。又比如刚投降(若顺手写了终战,岂不是全无心肝)那阵,多摩连带武藏野也是绝对的郊区。本文所在的时间段是1930年,文中的郊区该是何等的地方呢?

让我们看看内文是怎么一个说法吧:

“而我们是搭上市外的电车,驰向那屋舍渐稀的郊野去;渐渐看见陂陀起伏的山上,林木葱茏,绿影婆娑,丛竹上满缀着清晨的露珠,兀自向人闪动。一阵阵的野花香扑到脸上来,使人心神爽快。经过三十分钟,便到我们的目的地。”

按照文内的提法,黄女士夫妇搭上了一班开往市外的电车,这就明确了他们去的地方断然不会在都区内了。后文又提到沿着电车巡行的道上,看到那不见峰峦而坡道众多且显得郁郁葱葱的丘陵,这就提醒了读者,这班车是沿着关东平原上的武藏野台地一路上行。

沿着武藏野台地一路上行且不出东京,这个地点范围就已经是相当之明确了;黄女士一家搬去了多摩三郡地方。这地方在明治后一直属于东京府区划——但却不在东京都内。传统意义上的都区只有山手线那一圈,三多摩那一块自古属于武藏国,而后划进都府却不在都区市内,直到战后重建东京,这才成为东京都的正式区划。

在正式成为东京市区之前,三多摩地方上也闹腾过;既然有这些地盘在这里,为甚么就不能努力圜圆活动,把多摩三郡升格成“多摩县”咧?看过地图之后,我颇能理解当时向政府呼吁的活动家的心情;只不过倘若他们真的闹成了,黄女士的这组文字从本文所提到的这则开始就只能改叫“多摩小品”,那就号召力就失去的不止一点了。

总之,半小时后,随着黄女士搭乘的电车——按照当时多摩区域通行的线路,理应是京王线,不过也不敢确定——前往新住所,我们便发现从各处读到的关于黄女士搬去郊外的介绍在此处终于完全的找到了文字的佐证,于是两眼酸痛之余,不由得感动不已而泪流满面起来。但泪流满面之余,问题也就陡然而生;按照前文里的提法,黄女士住在日暮里一带,为什么这次却要搬到郊外去?莫非是因为郊外环境更好更安静,这样才有利于作家的工作吗?说起来,要真是按照现在那些大作家的风范来看,那简直是一定的呀。

怀着这样的念头,让我们看看黄女士在多摩——或者就是现在的武藏野市,因为从都区没有开出多远——的雅舍罢:

“……走约百余步,便见斜刺里有一条窄窄的草径,两旁长满了红蓼白荻和狗尾草,草叶上朝露未干,沾衣皆湿。草底鸣虫唧唧,清脆可听。草径尽头一带竹篱,上面攀缘着牵牛茑萝,繁花如锦,清香醉人。就在竹篱内,有一所小小精舍,便是我们的新家了。”

猛地一看,很有些幽玄古雅(わびとさび)的风味。的确,这么一个看起来很像样板房的处所,很容易和我们现在见到的所谓“〇〇地区最后的别墅,还剩XX套”的广告里所说的状况挂上钩来。

但仔细想想,此前黄女士住在市区里时也没怎么被打扰,更何况那是一处靠近山手线的适合二人入住的公寓房,现在是要至少十四五万日元一个月的,至于那时的价位,诸位可以将其除以五千再看看;同样标准的房子搁在武藏野或是三鹰那种标准的三多摩地域,房价就可以降到六七万日元了一个月了,环境好一点的差不多也就八九万日元左右(因为《东京小品》第九则里提过黄女士家附近有一处月租十六日元的)。料想到还在东京府那阵,三多摩还没有进行更为系统的开发,这价钱就应该更为便宜了。这莫非就是因为要省钱,所以就索性搬去了郊外?

也许现在急着下结论为时尚早,我们不妨继续看下去。俗话说;社会的文明程度可以通过厨房来体现。虽说在日本去偷窥别人家厨房是一件很失礼的举动,但看在我们偷看的到底是同胞的厨房的份上,还请原谅罢。

那厨房大约是这样的情况:

“虽是一个很简单的厨房,而在我这一切生疏的人看来,真够严重了。怎样煮饭——一碗米应放多少水,煮肉应当放些什么浇料呵!一切都不懂,只好凭想象力一件件地去尝试。这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到后院井边去提水,老大的铅桶,满满一桶水真够累人的。”

从这里看过去,一处昭和初年的“台所”景象跃然纸上,毕竟中国人一时还不习惯日本式的厨房,于是有些不熟悉也是理所当然。不过这段文字里引人注意的并不是他们如何在生活中手忙脚乱的;本段文字的亮点在后院的那处水井上。

众所周知,早先日本没有自来水时,用水自然只能仰仗水井,到了城里也是如此。一般总得一处集落,几条长屋之间才能见得到这样一处公共水井,这每天取水时间一长,去打水的主妇为了解闷就互相吹牛解闷,于是竟因此专门造出个“井戸端会議”这样的词。

黄女士的新家在后院里就有一处自家用水井,看起来似乎是很阔气。但我们转念一想,就觉得不对头了,因为都区内早在1924年前后就开始敷设自来水设施了,虽说1923年因了关东大地震,全部搞得乱糟糟的,但到了1930年时也修补的差不多,又可以投入使用了。

用自来水得缴纳“水道费”,房租也因此得涨上点。可这屋子如果没有水管呢……那房租自然会往下降一些。于是从这个水井看过去,结合一下上文,我们差不多就可以从此推出一个结论;黄女士为了省钱,从都区内搬到了都区外。也就是一般传记上面提到的“搬到了郊区”。

对于黄女士搬家的原因,似乎只用一句“为了省钱”就可以解决掉。如果想了解的详细点,各种传记里也说得清楚;大家无一例外的都只说了“日元高涨,生活不能支持”,除此之外的也没多说。似乎觉得因为日元涨了,因此对应的国币能换的日元就少了,于是实际开支超过预算,这就只好先从市区搬到郊区了,后来就是因为日元越发坚挺,结末竟连郊区也住不下去,最终发完稿子,只得回国了。

倘若只是泛泛而谈,那以上这个提法自然没问题,更何况那时因为白银暴跌导致国币有所贬值,而日元却还是雷打不动,所以这也就出现了所谓的日元高涨了。但本文算是记述黄女士去日本那一段时间的本事,如上文所提的“日元高涨”,单是随口说说自然是没问题的。可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原因呢?这就得从当时日本政府的一项政策说过去,即此后在日本历史上造成深远影响的“金输出解禁”政策。

“金输出解禁”在经济学史上面一般又被简单称作“金解禁”。这政策的目的自然是顾名思义地允许国家对外输出黄金,除此之外就是推行国际金本位制,使日元对美元汇率固定在一百日元等于四十九美元三十八生丁上了。

这一政策的意义按照日本经济学界的普遍观点,乃是为了克服一战后由于国际贸易赤字而造成的外汇储备枯竭;1929年年末时,政府及银行所持有的硬通货总量已经由21.8亿日元下降到了12亿日元。又加上1905年日俄战争时的两千五百万英镑债券到期,为此,民政党内阁的滨口雄幸首相与银行业宿老井上准之助大藏大臣预定在1929年或1930年初推行这个计划。以解此改善日本在国际贸易中的收支不平衡问题。

战前日本在国际贸易的不平衡问题这个话题至今都可以扯出相当数量的专文,为了不至于扰乱本文的主题,在此我就长话短说了;日本在一战后因欧洲国家返回市场而陷入贸易赤字局面,且物价水平逐年上升,再加上战后危机与关东大地震,这就先引发了一次昭和危机。在此之后,田中内阁为此组建“经济审议会”,商定关于金解禁的方针。并希望以此拉动出口,限制进口,并鼓励对海外投资。这个思路基本上是对头的。但日本学界就对此很忧虑;认为如此调整,必然会造成日元的贬值,此后也大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

田中内阁因为策划皇姑屯事件一事走漏行藏而全体辞职,此后的事情就自然落到了滨口内阁和“国际借贷审议会”的头上。出于打算重建日本经济的目的,滨口内阁开始了改革历程;他们将1930年预算削减了5%,降低了10%的公务员工资(不过这个没有实施)。同时派遣特使前往英美借款,并指令横滨正金银行(这不是一家普通银行,其性质类似于我国的中国银行)吃进美金。在积攒了三亿美金的资金,日元对美金又转回100:48上下后。大藏省即在1929年11月21日宣布次年1月1日开始推行金解禁。

田中内阁第一次提出金解禁是1928年,倘若那时开始这一政策,或许还好。但历史不存在假如:这个计划在经过多方讨论后最终就脱胎在了1929年。1929年发生了什么你们也都清楚;随着华尔街股市在一个礼拜四的早晨掉到跌停板并在一个礼拜一灰飞烟灭,爵士时代就此玩完,美金一夜之间信用破产,这些都自不待言。

于是,建立在国际金本位制稳定前提下的金解禁政策也就如在狂风暴雨中打开的一扇天窗那样,给日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由此,战前存在于日本的各类经济社会问题在此全都暴露了出来。不过这并不是最要紧的;由于此时汇率与美金联系紧密,导致日元出现了升值的局面,这与最初的目的就适得其反了。这个生不逢时的政策便让日本的进出口状况与经济增长率日趋恶化,米丝暴跌,中小企业破产。各种该出现在大萧条时节的现象全都出现了。

虽然滨口首相劝告人民:“我々は、国民諸君とともにこの一時の苦痛をしのんで(我等与国民诸君一同忍这短痛)”但事实证明这短痛顺延时间却不短。首相本人因为有人忍耐不住,被暗杀党“爱国社”在当年的十一月打了一枪,因为伤口恶化,死在了1931年的四月。

 

让我们再把话头转回来吧,且说在1930年前后,对于去留学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最便宜的是留东洋,一年也得五六百块白洋。要留西洋就得五六千。如果要取得个洋博士学位,至少也得两三年,没有千把万把白洋,只好望洋兴叹了。”

可等到黄女士到了日本之后正巧就碰上银价的下跌和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保持基本不变动,同是带去五六百块白洋,这兑换的日币就少了许多。比如1929年时一元国币上可以尚兑换七十钱又二厘日币,到了1930年,就只能换到三十八钱五厘了。这里的关节如果不看经济新闻,想必也无从得知,只有想起西鹤在《日本永代藏》里的一句名言“奸诈惟日本”而愤愤然罢。更何况某些日本人猛一看去的确也还是有些令人愤愤然的;不知大家还记得黄女士初次去买船票时的那个日本办事员?幸而黄女士是教会学校出来的,诚然有些世家小姐的做派,只是暗暗忍耐,待他自己退钱;且女性因了矜持,也不便随意发作。倘换了一类勇毅的“爱国人士”,想必会暴起怒喝一番,事后咒骂一通“这个〇〇的愚蠢,在他眼睛上表露无疑”,末了想必还少不了一句“打他一百记耳光仍觉吃亏”罢。

一般而言,岛国人民因为岛国民族性的缘故,显出些促狭鬼的神气乃在情理之中。更何况一战之后,公理战胜之余,日本物价逐年上升,于是国民日子过得越发紧张,由此在对己对人上显出些吝啬的脾气来就更是理所当然。黄女士所在的东京地方,其物价飞涨更是出了名的厉害,有谣曲《东京节》(俗称《翻倍翻倍又翻倍》)说得清楚,小子不才,将其译出一节,还望博诸君一笑:

“说到这东京,有啥出名?(東京で自慢は なんですね)

三百万百姓,挤得起劲。(三百万人 うようよと)

整不出大米,咋过日子?(米も作らずに くらすこと)

这便要倚仗,市长英明。(タジレた市長を 仰ぐこと)

小的请诸位,满心尊敬。(それにみんなが 感心に)

将长官条令,仔细听听。(市長のいうことを よくきいて)

‘只管吃豆粕,清减就行’。(豆粕食うこと 痩せること)”

这歌大约是1919年左右的事情,那时东京物价因为欧战结束的关系,比起前一年涨了120%,虽说有闲阶级尚可过着“今日は帝劇,明日は三越”的生活,可一般百姓已然没钱买米了。对此,东京市长乃有训示曰:“穷人便去吃豆粕罢(貧乏人は豆粕を食え)”。并奖励贫民食用之。当时的歌人还写了《豆粕节》一曲记述此事(后世也有一位池田勇人先生,做了大藏相,照老例留下一句名言“穷人便去吃麦子罢”。却被群起而攻之)。

总之,自1919年后如歌中及上文情况从此就没缓解过,因此到了1930年时,诸位也就可以想象其民生凋敝之景象何如了。到了这年头,吃不上大米已经只是小事。按照报纸消息,那时连农人卖青苗,父母将幼女卖入烟花巷都是稀松平常,相比之下,如黄女士一般从西方来的外国人只是少换了些钱钞,倒也不必抱怨太多了。

只是黄女士一想到此前那次买票遭遇,外加在轮船上同是二十五日元的船票,自己却似乎被怠慢了,这就多少有些气忿。再加上日帝国主义欺压我国同胞的事情在京津也是常见,怀着这样的情绪,想必这就难得还能对日本人露出好脸色了。

就当黄女士觉得情况实在是无法可想的时候,转机发生了,让我们往下看吧:

“……忽见邻院门口走来一个身躯胖大,满面和气的日本女人,……她走到我们面前,向我们咕哩咕噜说了几句日本话,……后来她接过我手里的水桶,到井边满满的汲了一桶水,放在我们的新厨房里。她看见我们那些新买来的锅呀、碗呀、上面都微微沾了一点灰尘,她便自动地替我们一件一件洗干净了,又一件件安置得妥妥帖帖,然后她鞠着躬说声さようなら(再见)走了。”

看到有日本人对自己表示出友好的意思来,你们可以想象出在日本人身上收了许多窝囊气的黄女士是何等的惊讶吧。受惯了白眼和搪塞,突然碰到一两个热情的邻居,这种手足无措和受宠若惊便跃然纸上了。于是看到这位颇有古道热肠的太太,她回想起到了日本后的种种,便对日本人的看法大有些改观了。请看

“……日本人——在我们中国横行的日本人,当然有些可恨,然而在东京我曾遇见过极和蔼忠诚的日本人,他们对我们客气,有礼貌,而且极热心地帮忙,的确的,他们对待一个异国人,实在比我们更有理智更富于同情些。至于做生意的人,无论大小买卖,都是言不二价,童叟无欺,……”

看到这里,似乎读者诸君未免会觉得似曾相识了;的确,留学生到日本住了一段时间后总会发一通这样的感慨,且不说黄女士,就是到前不久,有一位张承志先生来到日本,因为受了款待,也是大为感动,结末便唤了那日本老太做姆妈。

这种感觉,不消说,自然是人之常情,换在日本各地都说得通的。搁在黄女士所在的东京,除此之外还另有一番说法。那就是所谓“江户人(江戸っ子)”的性格了;但考虑到本文的地点在多摩,而正宗江户人是向来不把三多摩当成东京的,正如而今的老派广州人是不把番禺区当成广州本地的那样,我们只能说黄女士想必不自觉的了解到了江户人气质。并在这位多摩地方的太太身上寻到了感动。

如果说初次见面时只算打个招呼,那么此后的事情,便让黄女士更为感激了。

“她自从认识我们以后,没事便时常过来串门。她来的时候,多半是先到厨房,遇见一堆用过的锅碗放在地板上,或水桶里的水完了,她就不用吩咐地替我们洗碗打水。有时她还拿着些泡菜、辣椒粉之类零星物件送给我们。”

看到这里,读者诸君可以感受出黄女士正处在强烈的感动之中。的确,每天下班放学后看到自家厨房有人打点,谁都会很高兴罢。但笔者就有些奇怪;如果说第一次见面只是打个招呼,那这此后的变化就有些不好解释,毕竟这太太到底和黄女士非亲非故,就算硬搭上交情,算成交契一党,这也未免太快了些。对于这个疑问,我直到文章快看完时才发觉到原因何在。

让我们回到这篇东西,且说有一日黄女士出门游逛回来,随即开始做饭,因为没有围裙,便找了块包袱皮苫在腰间胡乱凑数——如果你们看过《西游记》,便可以想象的出,这一身装扮既不舒服,也不美观。但黄女士并不希望因为自己做饭弄脏了新换的绸衫,于是也就只好忍耐一下了。

正当黄女士在厨房里努力时,那位太太“碰巧”出现了:

“她见了我这种怪样,连忙跑到她自己房里,拿出一件她穿着过于窄小的白围裙送给我,她说:‘我现在胖了,不能穿这围裙,送给你很好。’她说时,就亲自替我穿上,前后端详了一阵,含笑学着中国话道:‘很好!很好!’”

也许诸君会说,无非是一件围裙而已么,胖太太古道热肠,此番无非送出一件旧围裙,这又算得了甚么呢?我在此想提醒大家的是,昭和时节的日本围裙,或是称作“割烹着”的,其实并不仅仅算是围裙,这其实更可以算是罩衫,乃是一件主妇的正经出门外套的。

这等罩衫大多是护住全身,留出领口,袖部能容纳日常和服的袖子,袖口用上松紧带。固定衣服的带子在脖子和腰部各留一处。这样穿脱时固然方便,但身材不好时自然也就穿不上了。胖太太把这衣服送与黄女士就用了这个缘由。

这罩衫的图样是1914年时首次发表在了《妇人之友》杂志上的(《妇人之友》是一家很有历史和影响力的妇女杂志,算到今年大约已经有106年的历史了)。那时应了全球风行的妇女工作的风潮,这种服装起初是叫做“在家工作用服装(家庭用仕事着)”的。后来因为设计适合惯于穿和服的日本妇女;即避免了在厨房弄脏外衣,也可以从领口显出和服料子,将显摆和防护合为一体,而且行动起来也方便,于是就大行其道了。一时间,凡是正经主妇,多半会穿这样一件衫子罩了新做的和服,趿了木屐和邻居开起“井户端会议”来。

看到这里,想必各位读者也就知道我的意思了;这位太太固然是与黄女士有些亲近友爱的意思,但总的来说,到底还是希望能身体力行,教授黄女士如何做一个手上活计漂亮的主妇。可惜黄女士未曾多想,竟没有参出这位好为人师却讷于言的太太的本意。

于是到了这一天,当胖太太发现黄女士竟然没有一件罩衫——或者围裙,总之就是主妇必备的东西,她便有些出离愤怒地看不下去了;这就像意大利批萨师傅发现美国人的手艺后的情绪一样。这诚然不是个主妇的样子啊!

于是,她便从衣柜里翻检出一件罩衫,此后的事情你们也就看得到了;黄女士因此感动到了失神。然而却到底也没想到对方也许并不仅仅是为了表示友好吧。但总的来说,这件事情算是令人愉快的告一段落了,而黄女士在此后的文章里也没怎么提家务的事情,想必这番身体力行的教育也是起了一番成果的。

不知黄女士穿了那件罩衫每日操持家务时,隔壁那位太太是否看了心生嘉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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