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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满西楼的博客

我的缺点:良心还没有坏透!!!

 
 
 

日志

 
 
关于我

我是来自东海的苍茫,秉承着海的不屈的汹涌澎湃、山的倔强的高昂。我幻想着自己心中的春天,努力地编织着我的生活,虽然有磨难,有恶梦,我仍要坚定不移地追求。坚信,总有一天:在蔚蓝的波涛上,白色的帆,迎着风,骄傲地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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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隐的东京旅行之一·从天津到门司(唐某人)  

2009-11-06 12:25:31|  分类: 名人逸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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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一篇里,我提到了1930年时庐隐去东京游时的一束游记在《妇女杂志》登载的事情。不知诸位可还有印象?今年是2009年,如果明年再说起这段事由,差不多就可以算是纪念她这次旅行80周年了,不过我有些性急,不如先写出来更好些。免得到明年竟不小心忘了。

前面说了,温故而知新,同时也可因此取乐。我们今天要温习的,便是庐隐的一段经历。说起她,一般都会直接提到她在国内时的感情经历以及作为几大女作家时的荣耀。众所周知,庐隐去世的极早,且由于早年不幸,导致文风极为消极,也正因此她在国内文坛虽成名已久,但文名仍不显扬。更加之其两段婚姻虽然美满,但波折甚多。以社会风气而言,想必也容不得这等角色了。正因为此,她在一九三四年死于难产后大出血虽是意外,但以其郁郁寡欢的性格,想来也是无以长寿的。于是随着一篇《庐隐论》,她的文坛位置就此坐实,也无以抗辩。

当然,本文不是讨论旧社会如何吞噬天才女作家生命或类似话题的,这种话题过于沉重且艰涩,小子不才,不敢妄言。本文所要谈及的乃是她第二段婚姻后的一夕幸福时光。 

 

若说到这位黄女士(庐隐姓黄,本代称下同)的婚姻,这不免是个令人可哀痛的话题;黄女士在民国十年(1921年)时结识了一位郭先生,并不顾他是有妇之夫,与之热烈地结合了。在那时,社会中鼓吹一种新性道德,男女因着感情为优先,相互离婚,男方安顿好前妻继而再结合在新派人士中极为寻常。这也被一群老派人士诟病不已,数年后商务馆因此大闹了一通,坏了好些先生的饭碗并由此新开了一家开明书店(见前一篇“《妇女杂志》二三事”所述)。

且说那郭先生与黄女士虽说不免有些龃龉,但到底还是很有些和敬友爱,于是就应了俗话说的;天妒佳偶,结局便是郭先生成婚后不久竟得了急腹症,一病就死了。黄女士因之大大的受了打击,又因为此后数年里亲友相继身故,这就不免显出许多悲苦的意味来,于是她从此便在悲观的小径上一路走到底,再也未曾回头过。直到若干年后在北平,她又在清华园寻到了一位李先生并和他结了连里,为之做庆,他们就决定去日本留学度日。

当时去日本不像现在这般便利;可以在上海或北京的国际机场搭乘CA或者JAL的航班直接飞去。其时中日之间的往来惟有搭乘客轮,对住在北平的黄女士和李先生来说,最方便和稳妥的路径自然就是前往天津搭乘天津港到门司港或神户港的定期客轮过去。这条线路从大正年间开始就是由经营了阪神至青岛和天津的大阪汽船公司所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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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亚海运天津航路小册子,东亚海运系日本陆军整合大阪汽船等建立的运输公司)

大阪汽船公司在阪神到天津的线路上有七艘客船;长字头的三艘,分别是内部装潢成中国风味的长安丸,装潢出欧洲风格的长江丸和日本传统装潢风格的长城丸。这三艘新船都是长崎的三菱船厂制造,于1927年(昭和二年)下水,后来都在1938年(昭和十三年)被征用进了日军办的“东亚海运”,其中长城丸在1944年2月被盟军潜艇击沉在菲律宾仁牙湾附近,船上八百五十五人(含日兵三十五人)悉数溺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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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长城丸客轮,然而其内部装修是日式的)

我们这次旅行的主人公,黄女士夫妇就是在掏出二十五日元(约合现在的12万5千日元)的船票钱后,搭乘这艘客轮前往了日本。接着在几个月后向《妇女杂志》寄出了第一束稿件。这也就是后来的《东京小品》。这束文章大部写成于1930年,全部连载在《妇女杂志》上。其中很多内容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要去日本,那么证件办妥后买张船票就是了,这对黄女士来说是一件极为简单的事情,但去买船票对她来说船票竟也算是一条畏途,这究竟要从何说起呢?

这还得说到她上大学时的一件事:她在女子高等师范即将毕业时,同学数人组团去日本游,这时她就去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办船票八折优惠的业务,结果就是这件小小的业务竟给她带来了些心理阴影,我们不妨看看这是怎样一回事;

“当我没到日本之前,在天津大阪公司买船票时为了一张八扣的优待券——那是由北平公使馆发出来的——同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卖票员捣了许久的麻烦。最后还是拿到天津日本领事馆的公函他们这才照办了。而买票后找钱的时候,只不过一角钱,那位含着狡狯面像的卖票员竟让我们等了半点多钟。”

看到那个卖票的职员时,也许常看与日本相关作品的朋友们都能记得起那种头发稀疏,说话满嘴老油子腔调,留着仁丹胡子的西装小老头形象了。倘若碰到这样的老头子,那想来也真是一椿晦气不过的事情吧。 

也正因为有过这种经历,好容易登上了长城丸的庐隐夫妇在享受旅行的时候,总不免因为过去的心理阴影而疑心暗鬼,感觉自己很是受了些窝囊气,因着华人对日人而言,在那时不免要受些歧视的,且不说战前上海四处日本浪人何等跋扈,单看北边各地租界里平民的嘴脸就很能说明问题。由此来看,这对夫妇倘若被服务员有所怠慢,那么这便是纯属意料之中的。

说起来,在那时日人办事势利,欺侮华人,是极为稀松平常的一椿事体,绝不必为之惊诧的。但凡是写小说的,也无不以“洋兵残暴(东洋也算),洋人蛮横,妇孺无辜,书生无力”为要诀;一般写兵祸暴行前,总要先借故提一两个嫁了人,新做太太的外国人女学生(一般是日本人)来当对照物,一则读者爱看,二则比对明确,比如有位谢文炳先生写了篇《韵子》,可算其中典范。在本文里,突出几个办事员的势利便能很好的把这个意思体现出来,还可以体现出后文里几个太太的慈祥,这等无本买卖,真是要尽可能的做一些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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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子》谢文炳作,刊登于1935年12号《东方杂志》)

也许诸君觉得我有些啰嗦了,那么便让我们看看这具体的遭遇罢;

“及至我们上了长城丸时,那两个日本茶房也似乎带着些欺侮人的神气。比如开饭的时候他们总是先给日本人开,然后才轮到中国人。” 

        由于我手头没有天津的大阪商船公司的船票档,所以无从查考黄女士在船上具体是坐哪一档舱,更何况以乘客的经济状况来判定其人品及所言真伪,乃是大有些“钻进钱眼”的下劣意味,作为我等笔者,乃是要坚决对此予以批判的。按照笔者的见解,庐隐夫妇的船票想必是联名的,而那时的书写习惯,凡夫妇联名者,必然是夫名置于前面。黄女士的丈夫姓李,按照鬼子的音训写法,这便是个り字,而这个字在ら段,已经是类似于XYZ那个级别的英文字母了。乘务员通知顾客用餐时想来就是用假名书写的旅客名单来一一通知的,这时纵是抱怨也没用了,唯一能做的只是想想后面可能还有个渡(わた)啥先生在眼巴巴的等着被通知,此时心里就能好受很多。 

可惜此时黄女士尚不懂日文,所以也只是单单的不忿而已。更何况在她看来,其实吃饭晚些并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还在后头。因为对作家来说,观察人类生活才是最要紧的。果然,比起吃饭,真正“令人无法接受”的就像下文那样:

“至于那些同渡的日本人,有几个男人嘴脸之间时时表现着夜郎自大的气概,——自然也由于我国人太不争气的缘故。——那些日本女人呢,个个对于男人低首下心,柔顺如一只小羊。”

对日本而言,其沙猪(何谓沙猪?男性沙文主义者之蔑称耳)传统根深蒂固,纵是近十数年有些女性的觉醒与抬头,也难有太大变化,对此现状,如果是对日本社会有所理解的,反倒不会觉得可恨。然而对黄女士而言,语言和文化都陌生,而后又受了五四后的激进思想影响,这便断然看不下去了。于是在三菱造船厂出品的甲板上,黄女士自称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世界上最没有个性的女性呵,你们为什么情愿做男子的奴隶和傀儡呢!”

黄女士是否在船上为了女性的解放而呼告我们到底是不得而知了,总之在船上过了数日,他们便到了门司,然后就是在门司上岸后搭一天火车,接着就到了东京。同时代的很多来日本公干或游学的中国人大抵是沿着这个路线行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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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右侧海上红线最终都指向一处:门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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