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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满西楼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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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来自东海的苍茫,秉承着海的不屈的汹涌澎湃、山的倔强的高昂。我幻想着自己心中的春天,努力地编织着我的生活,虽然有磨难,有恶梦,我仍要坚定不移地追求。坚信,总有一天:在蔚蓝的波涛上,白色的帆,迎着风,骄傲地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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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惜为官场误半生  

2009-12-24 16:12:04|  分类: 名人逸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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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广东番禺人。早年留学美国和英国,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叶公超桃李满天下,如吴晗、梁遇春、钱钟书、卞之琳、季羡林、穆旦、王辛笛、杨绛、杨振宁等都是他的学生。

叶公超本可以在文学上获得长足发展,却阴错阳差进了政治领域。叶公超晚年的时候说:“若没有抗战,我想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现在,我倒有些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艺术。”他的朋友“九叶”诗人王辛笛说:“在旧日师友之间,我们常常为公超先生在抗战期间由西南联大弃教从政,深致惋叹,既为他一肚皮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13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个时代的错误。”叶公超那一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靠得比较近,向来有古代知识分子的风骨,文人从政也是意料中的事情,比如当时的罗隆基、胡适、张申府等人都从政了。

20世纪40年代,是叶公超人生的转折点。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公超在西南联大教授“英美文学”。他的上课是欣赏性的,平常从不涉及时政。但有一次例外,在谈到日本侵华与国家存亡时,他便说:“日本蠢动一开始,那它便是自挖坟墓了,不管平时破破烂烂,大家四分五裂,对外战争一开始,大家会抛弃成见,混聚在一起救亡图存,拟订方案。中国太大了,要吞,谁也没有本领吞下去。”1940年秋天,叶公超为保护毛公鼎教授赶到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下狱39天,这一经历改变了叶公超后半生的命运。

1941年,叶公超被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选派到马来亚任外交专员,1942年2月,叶公超又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1947年3月,叶公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兼欧洲司司长,同年7月升任为外交部常务次长。1949年5月,叶公超正式担任外交部部长。

叶公超出任外交职务后,并没有淡忘文学,一直热心关注文坛的发展。1946年9月,储安平创办《观察》周刊,叶公超被列为《观察》的“特约撰稿人”,1949年,雷震草拟的“自由中国社”发起人名单上也有叶公超的名字。他虽没有直接写文章,但却以他的名声影响着文坛,这个作用也是不可磨灭的。

1949年,叶公超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到台湾之后,叶公超于1950年2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和“侨务办委员会”委员长。作为外交家的叶公超很有气派,许多熟悉叶公超的人都说他“方面大耳,头发溜光,个儿高,背微驼,肩胸宽厚西装挺,口衔一个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风度”。他的朋友陶希圣也说他是“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

这个外交家到底是文人外交家,依然有文人的血气。朱自清曾说“他是一位极不容易被了解的人,喜怒无常、狂狷耿介,……他常骂人,但被骂的人并不怀恨,而且感激。”画家陈子和说:“他看不得别人有错,有错就当面指责。”叶公超常常目中无人,连蒋介石等都敢得罪。1950年,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后,开始反思在大陆失守的原因,在台湾搞了一个“革命实践研究院”,国民党要员陈诚亲自担任主任。但叶公超对于这个研究院并不看好。有一次吃饭时,他当面对陈诚说:“研究院是做官的‘终南捷径’,受过训的人除了多一件护身符外,看不出什么效果。”这一说把陈诚气得半天说不出话。还有一次,叶公超被邀请去听蒋介石的报告,他觉得无聊,就无所顾忌在下面跟同事发牢骚:“两个小时可以办许多事情,却一定要让我来浪费。”

1955年,记者乐恕人曾与叶公超在日本有过一席长谈。叶公超说:“我是做的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不是做的哪一个人的‘外交部长’。我执行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运用和决断上,我有我的自由,某某也干涉不了我。”这个“某某”当然是指蒋介石,这也是叶公超一贯的风格。当记者乐恕人问可否引用这句话时,叶公超无所谓地回答:“你引用好了,我不在乎。”

叶公超的“外交”生涯并不长。1961年,联合国讨论蒙古入会问题,时任台湾“驻美大使”的叶公超,没有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投票。这之后,叶公超奉命回台述职。这一回成了他与“外交”生涯的永别。据说,叶公超回台见蒋介石,又一次顶撞了蒋介石。他当着蒋介石的面说:“别的您懂,外交您比不上我懂!”当记者问他感想时,他愤然说:“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来找他!”叶公超被免职,终日呆在家中,不准去美国和亲人团聚,“我会被困死在这个岛上。”

归隐江湖

1962年春天,叶公超的朋友英千里、梁实秋等人邀请叶公超到台大、师大兼任教授,开现代英美诗选等课。台大学生听说叶公超要来开课,教室内外常常都挤满了人,场面之热烈在台大可以说前所未有。但好景不长,国民党当局一直监视叶公超的上课。结果,叶公超只教了一个学期,就被迫永远离开了讲台。

中国古代文人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大都选择了归隐。宋代苏轼在遭贬之后,靠游山玩水、作画赋诗以治疗心灵上的创伤。叶公超离开台大之后,便在家中作画赋以消遣,大有古代文人风度。他曾赋闲后自云:“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叶公超自小有学画兰和竹的经历,对文人画竹历史颇有研究,他认为竹子象征着反抗压迫,宋元以来文人画竹实为抒发胸中灵气和不满。1962年,叶公超和高逸鸿、黄君璧、陈子和、姚梦谷等画家组织“壬寅画会”,共同切磋画艺。经过几年的努力,叶公超的绘画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1966年和1977年,叶公超的书画作品先后两度在香港展出,一时轰动香江,获得很多画界人士的赞誉。黎晋伟言:“公超之书画,有才人之笔,书卷之气跃然纸上,其所写书画多寄意之作,重精神而不重形态,所谓‘胸中有丘壑,纸上无俗尘’者是也。”但在这两次画展中,叶公超均未亲到现场,而是在寂寞中排遣忧愁。

晚年时的叶公超被困孤岛,晚景凄凉。他曾承认自己“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就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1977年12月,有人向蒋经国进言:“现在要修订侨教标准课本,要与美国侨教主持人及大学中文研究所会商检讨修订,可否派年事已老而学养丰富的叶公超出国作为代表,既可消除他多年的沉闷,又可让他与美国老友见见面,藉以证明我政府开明作风。”蒋经国当即表示:“只要担保他按时返国,似无不可。”叶公超才有机会再次踏上美国那块自己熟悉的土地。时在美国的蔡孟坚打电话要去拜访叶公超,他直言:“我这次能来,等于火烧岛犯人的早晨‘放风’,必遵限期归国,否则担保人受连累。请你不要费车程一两小时来看我,有话返台湾面谈。”

1981年11月18日晚上,叶公超在病榻上对记者于衡说:“我希望能再活个三年五载,整理一些少年时写的作品。”就在他去世的同一天,他的绝笔《病中琐忆》在《联合报》上发表,文中最后不无沉痛地说:“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就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有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激。” 

叶公超逝世后,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程沧波曾这样挽叶公超:“学术擅中西,零落山丘同一哭;达官兼名士,苍凉身世又谁知。”这个学贯中西的文人本该在文化事业上作出巨大贡献的,却误入了官场,拖累了自己的后半生,这又是怎样的悲剧呢?台湾报人陆铿说:“一个弥漫着假道学气氛和充满勾心斗角的中国官场,怎能容得下真正的人才,何况叶公超是天才。这不是叶公超的悲剧,而是中国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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